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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全国性水陆交通枢纽，享有“九省通衢”的美誉。清朝咸丰八年，汉口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光绪二十五年，分汉水以北地置夏口厅，治所即今汉口。至此，

  江汉区位于汉口的核心区，位于江汉区中山大道上的“远东饭店”对于法国公民帕斯卡尔来说有着特殊意义，因为他出身在这一个地区。但此时由于特殊年代的原因，“远东饭店”已被改名为“东方红百货商店”,但当地人还是习惯于称其“六渡桥百货大楼”。

  这栋楼最早的主人是来自广东的一个名叫王崇佑的煤矿商人，于1920年建成,独资经营,取名“东安旅社”。后来王崇佑因经商失败，就将该旅社转租给一个名叫余大宏的人经营。余大宏接手后,把“东安旅社”改名为“远东饭店”。

  1930年四月,一个法国牙科医生携怀孕七个月妻子前往中国旅游。当时，夫妻二人计划在中国逗留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后返回巴黎待产。可当在5月2日，这对夫妇在乘轮船来到武汉，下榻于“远东饭店”。当晚发生了没有料到的一幕，孕妇在没有一点预兆的情况下，忽然一阵腹痛就把婴儿给生下来了。这个婴儿就是帕斯卡尔。

  当时牙医老爸立刻作出反应,在进行简单的包扎处置后，让饭店方面打电话叫来救护车把母子俩送往租界的外国医院。由于处置得当母子平安，帕斯卡尔就这样阴错阳差地出生在中国武汉。所以当帕斯卡尔十八岁时，父母把当年的情况告诉了他的时候，武汉就成为镌刻在他心中的圣地。帕斯卡尔后来在造船厂当工程师，他一直想去一趟武汉看看自己出生地，去看看自己的出生地“远东饭店”，拍摄照片留作永久性的纪念，他一直在期待这一天。

  1964年1月27日,中国和法国见建交，之后，帕斯卡尔通过努力获得了法国总统戴高乐的私人代表富尔先生亲笔介绍信，连同自己写的一封申请函送往中国驻法大使馆，希望来一次私人旅游，但由于特殊时期原因，帕斯卡尔通的愿望一直就没有实现，当经过他不断的努力，他终于得到了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的电话通知，说经中国外交部研究决定，准许法国公民帕斯卡尔在其认为方便的时候前往中国武汉以及其中国政府允许范围内的城市旅行，他能够得到三个月的签证。帕斯卡尔接到这个通知后迅速办理签证。

  这样,帕斯卡尔就在1967年3月离开巴黎,搭乘法国航空公司的航班经香港前往广州，又从广州乘坐火车抵达武汉。

  由于当时中国信息十分闭塞，一应情况的介绍也极其稀少。所以帕斯卡尔无法得知当年武汉的“远东饭店”如今是否还在。在广州经打听才知道，“远东饭店”在1959年从武汉市百货公司划出,改名为“六渡桥百货大楼”。在1966年这家商店改名为“东方红百货商店”。

  就这样，帕斯卡尔在抵达武汉后，只能放弃下榻于“远东饭店”的想法，而是在1967年3月6日住进了汉口的一家涉外宾馆“红卫饭店”。在第二天中午，帕斯卡尔来到江汉区中山大道，找到了原“远东饭店”、现在的“东方红百货商店”。他在商店外面转来转去拍照。一个外国人在大街上随便照相，使路人以为撞到了外国特务，立即就被扭送到派出所去了，而当时派出所的民警也在造反,不过对于这种事情还是要管一管的，一查属于正常旅游，可即便如此，派出所还是告诫他建议还是不要拍照,防止造成误会。

  帕斯卡尔经此一吓,照相的念头只好放弃了。离开派出所后，他前往商店想购买一些纪念品，。当时他看好了柜台里的一种漂亮的工艺手帕，帕斯卡尔要求营业员根据柜台里陈列的所有样品每样给他拿一打。让他一一过目觉得合适后。让营业员拿来纸箱往里面装,又用绳子捆扎好，就在帕斯卡尔该付钱了，他伸手到脚边去取刚才从肩膀上摘下后就放在地上的双肩背包,却摸了个空,一看,不禁倏然变色——他的背包已经不翼而飞了!

  帕斯卡尔顿时大惊失色，接着帕斯卡尔开始在商场里到处乱找，边找边用英语叫嚷着“我的包”,当然没有人理会。幸好百货商店的一个干部正好从办公区出来，见状上前询问。可是，这个干部又不会英语和法语，在和营业员了解情况后，他就猜到是帕斯卡尔的背包被窃了。于是就把帕斯卡尔带到他的办公室，并给派出所打电话报案。

  可派出所居然不管，缘由是当时公安系统已经混乱了。基层已经没人处理治安问题了，但这个干部知道涉外问题无小事，按照当时的规定，凡是涉外案件都得报告市局外事处，所以这个干部直接向分局军管组报告。

  江汉分局军管组接到电话后，就向市局军管会报告了。于是帕斯卡尔被送到市局。负责接待的是副处长老胡和军代表井大杰。老胡精通英语，是被井大杰扯来做翻译的。当下，帕斯卡尔就把一应情况一五一十作了一番陈述。井大杰表示，你说的情况我已经明白了，可我怎么确定你的身份呢?

  但问题是，帕斯卡尔他所有的东西，包括护照和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出具的那纸证明全都放在背包里，由于一并失窃，他自然没法儿验证自己的国籍和身份了。幸好有老胡在场,通过他下榻的汉口涉外宾馆“红卫饭店”和六渡桥派出所。饭店方面有其住宿登记，上面有帕斯卡尔的护照号码，派出所又出具帕斯卡尔的护照以及中国驻法使馆出具的证明，这两处都是可以为帕斯卡尔作证的。

  已经有了护照号码，可以由省厅军管会和北京联系，再由法国驻华使馆会立刻给他补发护照就行，可这种涉外刑案不管是大是小必须经由市局立案侦查。井大杰于是就向军管会领导请示后，立即组建专案组着手侦办该案，井大杰以军代表名义担任专案组组长,老胡当顾问，专案组成员由他们两人共同决定。

  这个专案组在特殊时期竟然有两套班子：一套是由六个警察和一位军人组成的，六个警察除了老胡外，另外五个警察分别是金邦睦、洪维鑫、印昭仪、西门璋、李睨墨。井大杰专案组长，军代表，老胡是市局外事处副处长、专案组顾问。另外一套是由一个三十人的“山寨”专案组，那是井大杰以武汉市公检法军管会的名义从全市各大造反派组织抽调的“造反战士”。这支队伍成分复杂,有工人、大中专院校的学生、财贸系统的职员,更不可思议的是卫生战线的医务人员。

  这个“山寨”专案组成立之后，井大杰作了一番讲话,介绍了案情，两哥专案组加起来有近四十人,井大杰上来领着大家手捧“红宝书”念了几段“最高指示”后，即对侦查工作作了布置：

  一是布控,抽调八人分别到全市各区的旧货商店，凡是有法国产“鹰”牌男式旅行背包、“雷登”牌太阳眼镜、“火炬”牌牛皮钱包及照相机、望远镜、钢笔等赃物出售的，要求商店方面一律连人带物扣下。如果已经出售，那就把销赃人出售东西时留下的证件记录抄下来交专案组追查。

  二是蹲守，因为估计案犯还要作案。所以抽调十六人到汉口、武昌火车站以及长江客运码头等此类案件的高发地点，指望能够当场抓现行。

  三是抽调四人在全市各大商店和热闹地段化装巡查，并对3月1日以来报往市局的与“3·7”涉外盗窃案作案手法一致的案子进行统计。

  经专案组调查类似作案手法一致的案子一共已发生了九起盗窃案，但这九起案件没有一起引起重视的，既不立案，也不布控，只是上报市局。现在呢，要把这九起案件的报案原始记录都给翻出来，于是专案组进行比较分析，以图从中发现案犯的作案规律，以便开展下一步的侦查工作。

  井大杰布置完毕后，就让大家按照分工分头行动去了。但无论是井大杰还是老胡都是刑事侦查队的外行。在所有人员被派出之后，二人开始观看本局管辖区制定的《敌情简报》，这是记载管辖区内二十四小时里发生的政治、刑事、治安案件以及重大交通事故、社会事件和舆情。这种册子印数很少也很敏感，全局各发发一份，上有编号当日发下,隔天收回。这种做法自解放后就有，已成为惯例,现在井大杰和老胡就是拿着就是自3月1日至6日的《敌情简报》查看与“3·7”涉外盗窃案相同的那九起案件的简单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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